据《史记·三十世家》记载：宣公二十一年，公子陈完迫于国乱逃至齐国，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，但陈完据持不受，是以奉为工正。齐懿仲亦信其有加，卜辞得“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”，遂嫁女于陈完。但陈完之后却多行阴德，改陈姓为田，晏婴数谏景公而不得，始信于田陈。至公元前379年，康公弗卒，田氏谋位为君，史称“田氏代齐”。
且看，晏婴在路寝之处就已然招揭田氏的入主野心，但景公却坚持以“礼”治国，仅凭一句“大夫不得以公肥私，施惠于采邑之外，行阴德而收人心”来限制田陈，怎可？末路之时还幻想君君臣臣，妄图以信任来换取臣心，不得不说这既是景公的悲哀，也是奴隶社会下的无奈。慨然沉思，假使一味地用欣赏来代替约束，信任来代替监督，行到末出岂不是也如这吕齐一般臣不臣矣、家不家矣、国不国矣。
古语有云：“宁可限于择人，不可轻任而不信”。放之如今也莫不如是，广大领导干部的成长成才离不开组织和人民的信任，“致公于信，始信于人”始终是组织给予的最高“礼遇”。但纵然如此，依然有不少豺鼠之士假借忠贤之名，背家弃信，于“私语”时大行不忠不仁不义之举。复国之初，晋惠公许以秦国五城为谢，其后却顿生悔恼、执意不行，穆公以信取人，不咎其过，但饥荒时惠公拒不驰救，失援无依。创业之时，谢步升官居叶坪主席要位，本应均田制地、抑暴反帝，却为一己私利，滥职滥权，大行贪腐之举，更甚者竟为几张票券而谋害军医。改革之际，李云山仗着组织信任，在金钱与名利中大肆“开闸放水”，跻身厅官后更是越位乱权、任人唯钱，公然“论价封官、以价议岗”。
纵观如斯，贪官污吏之所以陷入疲于应酬的泛泛之交、吃吃喝喝的庸俗之交、蝇营狗苟的势利之交，除了自身信仰缺失、私欲膨胀导致道德下滑、行为失范以外，更多的则是官居要位之后，党内对“关键少数”的监督越来越少，官员的纪律自省性越来越淡，个别党组织对一些倾向性、苗头性的问题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甚而至于是“藏着掖着、哄着护着”。同时，下级的谄媚之言、同僚的溢美之词“前仆后继”，单一又脆弱的自我监督受到不断地冲击，经年累月之后，主体越来越“虚化”、意识越来越“淡化”、手段也越来越“形式化”，行到最终，思想的大厦轰然垮塌，只剩下一地悔恨“错落驳杂”。
中国有句古话：“尧为匹夫，不能治三人；纣为帝王，足以乱天下。”意思是说，即使贤明如尧舜，假如他只是一个手中无权的普通百姓，依然没办法治理国政。但是像商纣王这样手中权力滔天却品行不端、滥职滥权之人，如果失去了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，最终必然违背家国制约，搅得天下大乱。建党伊始，加强党内监督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优秀传统。党的一大纲领第十二条明确指出，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务、活动和政策，必须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”。邓小平同志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“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还是来自党委会本身”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是强调：“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、人财物管理使用、关键岗位的监督”。90年“灯火阑珊”，警示语旗帜鲜明。漫漫“赶考”路，回望一番，我党之所以历久弥新、石赤不夺，正是严明的党内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，“党教育培养一名领导干部不容易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加强对干部的监督，是对干部的爱护”。常言信任不是不要监督，监督也不是不信任干部，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，是关乎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，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，是落实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，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
“外疾之害，轻于秋毫，人知避之；内疾之害，重于泰山，而莫之避”。我们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我们党组织和党员的监督，更需要实行严明的党内监督。十八大以来，无论是以周永康、郭伯雄、徐才厚、令计划等人为代表的大贪巨贪，还是张文、张建、范泽旭、叶雨露为典型的蝇贪鼠吏，都生动表明再好的干部不置于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下，都会有蜕变的可能。正所谓坚持责己以周、待人以约，才是真正的自信;做到急吏缓民、谨本详始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只有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，给信任戴上“紧箍咒”，躁动伊始就“咬耳扯袖”，才能在“黑云压城”之时严守藩篱、不动若山。
